胡适纪念馆位于台北市南港区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内，图为胡适墓园内的胡适雕像。
现在，有很多人将日美断交、中美借款协议，作为胡适驻美大使任内的主要成绩，甚至还有人将胡适说成是“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”，认为“罗斯福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”。但我们细思之，日美断交、中美借款协议的达成更多程度上是美国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，更何况中美借款协议更多的要归功于先行到美的银行家陈光甫。至于说，胡适使外交圈套让罗斯福上当，则更近于笑谈。“诚实和公开” 的书生胡适论外交手腕，他又哪是老练的罗斯福的对手，胡书生又哪里会玩什么外交手腕？事实上，胡适在美引人瞩目且发生较大影响的并非其外交活动，而是作为文化使节和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所从事的活动，即所谓的“行万里路，讲百次演”。1942年上半年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载：“中国驻美大使胡适，最近六个月来普遍游美国各地，行程达三万五千里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。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，超过罗斯福总统；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，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；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说之纪录，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。”胡适做大使时也每向好友倾吐他行万里路，讲百次演的苦差事：“今年体质稍弱，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，演讲百馀次，颇感疲倦。我在此三年，不曾有过一个周末，不曾有一个暑假。”据他自己回忆：“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，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。”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。应该说，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，胡适的演讲是功不可没的，但一位处于关键职位的驻美大使却仅仅将演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，这里多少也体现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。
胡适的热衷于演讲也被时人所诟病，宋子文就曾在公开场合对胡适的演讲表示不满，他对胡适说：“你莫怪我直言。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，太不管事了，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！”对此，唐德刚先生评价说：“其实这种苦差事（指演讲）如行之者是胡适教授，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，自然要传令嘉奖。但如行之者是胡适大使，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。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，摸鱼摸虾，耽误庄稼。胡适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，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，而拼命去摸鱼摸虾，岂不该撤职……总之胡先生是个教书料。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。”而更显胡适书生气的是，当他作行程三万五千公里的旅行，到处发表演说并传播中国的良好愿望和理想时，国民政府给了他三万美元作宣传费用，他将此款全部奉还并解释说，我的演说就是足够的宣传，不需要任何宣传费用。
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，另一为时人所诟病的话柄是“先生只好个人名誉，到处领学位”。这也不无根由。胡适任大使以后，美国的一些大学慕名而来，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。据统计，胡适四年大使期间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。当然，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时期，或者胡适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，各大学赠以荣誉博士之学位，胡博士欣然受之，本也无可厚非，或则也是一段佳话。但作为战时的驻美大使，百务缠身，却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学位，怎么说也有不务正业之嫌。正如他的学生傅斯年婉言批评的那样：“此自非坏事，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，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。”对于荣誉博士学位，胡适自己也知道并无多大实际价值，“这些玩意儿，毫无用处，不过好玩罢了”。但胡适博士对此却依然乐此不疲，我行我素。胡适如此行事，却也不脱书生本色，单纯得可爱。又据时人传言，胡适主持大使馆馆务，用的是无为而治的办法，让各部门的人各司其职，自己向来不亲细事。傅斯年曾写信提醒胡适注意此事：“当时熟人中之传说，有可注意的几点：馆中staff（职员班子）始终未曾组织好，凡事自办，故efficiency（效率）难说…… 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……此事似值得考虑也。”此事也显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。
